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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服务业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黏合剂”作用越来越重要，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时代服务贸易是全球经贸复苏的主动力之一。一方面，服务贸易是全球生产活动的重要链接。近年来，世界经济经历快速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生产和就业格局。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是全球经贸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提升促使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最具活力的部分，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大数据、5G、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应用，带动传统服务贸易提升，催生服务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呈现数字化趋势，“双碳”目标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呈现绿色化趋势，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呈现智能化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在服务贸易竞争力、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以及服务贸易与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面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新特征新机遇，我国需要积极融入全球服务贸易体系，稳步推进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高标准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平台，推动“数字+服务+产业”融合发展。（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7期）

　　李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区域贸易协定、国际经贸规则。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多边与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勇慧

　　当今世界，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为国际合作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作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将促进成员国数字合作、推动成员国数字转型作为重要合作方向，逐步形成以制度保障为牵引、以基础设施为底座、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经济融合为目标、以安全治理为保障的系统性合作模式。

　　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声明》。上合组织成员国充分认识到开展数字领域合作对于弥补数字鸿沟、促进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申要加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合作，保障信息安全。面对成员国之间数字技术标准和规则不统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合作机制不完善、数据安全监管缺乏等挑战，未来应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促进技术标准和规则统一，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互惠共享，赋能各国产业转型升级，共同构建多边协同的数字安全治理体系，从而建设更加平等、普惠、包容的数字世界，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7期）

　　李勇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多边与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俄美关系、欧亚地区多边与区域合作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版专著一部，撰写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近百篇。

　　——习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刘卿

　　202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在这一承前启后的特殊历史年份，习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 +”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的迫切呼唤。这一重要倡议是习外交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之一，标志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习主席明确阐释了全球治理倡议的内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相辅相成，共同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深刻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其中，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行动导向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全球治理倡议是继三大全球倡议之后，习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四个维度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发展是基础，安全是保障，文明是纽带，治理是关键，共同构建“四位一体”的协同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系统性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担当作为。（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7期）

　　刘卿，习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国、亚太、区域一体化、中国外交。主要论文有《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等。

　　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矛盾尖锐，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发展赤字与不平等加剧，国际争端层出不穷。各方对及时有效化解纠纷、维护正常国际秩序的需求愈发迫切。然而，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互信缺失，多边主义机制受到冲击、有效性下降；新兴力量虽崛起，但在既有国际机制中代表性不足，全球治理体系出现部分失灵。国际社会在争端解决方面面临严重的供需矛盾，亟需创新改革。

　　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和首届国际调解论坛于2025年5月30日在中国香港举办，33个创始成员国代表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并见证国际调解院官方网站正式上线。国际调解院是由中国牵头、经各方共同协商建立的、以条约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议、处理分歧。国际调解院创新构建开放包容架构，成员资格向所有国家及国际组织开放，调解服务不限于缔约国，且与现有机制并行不悖；其调解过程充分尊重各方意愿，强调不干涉内政、自愿参与、可随时撤回请求；调解目标聚焦灵活高效，通过多元化调解员队伍、前置性预防机制、合理费用分担及约束力和解协议等设计，推动实现从“对抗性司法”转向“共识治理”。这一机制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思想以及“天下无讼”理念，既回应发展中国家对公平争端解决机制的需求，又展现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为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提供和平解决争端的新路径。（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7期）

　　夏莉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外交、领事与侨务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专著2部、合著10部；发表论文50余篇。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呈现为儒、法、道相辅相成的三合结构：儒家奉持“中庸之道”，主张德刑互补，礼法并重；道家主张以简驭繁，无为而治；法家主张赏信罚明，严刑峻法。三家关于天人关系、社会关系、人性论等基础性问题的看法具有一致性，其区别在于对“治理对象”之“态度”的不同。儒、道、法三家之外，还有特定社会历史情势下出现的墨家、阴阳家等边缘性流派（墨家在战国晚期一度成为显学，但随着时移世易，很快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它们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会被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所吸收，或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大众所奉持，但很少对国家治理的政策措施产生长时期的实质性影响。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经历由萌芽到系统化、由同源异流到交汇融合的过程。历经数千年融汇和积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形成以建构“大一统”天道秩序为目标、以“德治”为核心、以“礼法互补”为手段的独特体系，体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包容性、天下为公的人类整体性视野、伦理与政治的深度融合、刚柔相济的治理方式、因应时变的预防性治理观等历史智慧。（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17期）

　　李宪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先秦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代表作有《聆听万物的歌唱——诗经 · 国风讲读》等。